為什么中國人不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分開？

小產(chǎn)權(quán)資訊 · 發(fā)表于 2019-10-9 09:56:25

即便人們說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公共生活，乃至有時愿意為了工作犧牲一部分私人生活，但他們在不斷的反思中，對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樣的私人生活，正有著越來越清醒的認識。
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全文2700余字，讀完約需5分鐘

工作與生活要分開、在私人生活中不被打擾，這在中國本身就是逐漸浮現(xiàn)的一種新意識，是一個新的群體孜孜以求但尚未實現(xiàn)的權(quán)利——甚至是一種特權(quán)，因為那些為生活奔忙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經(jīng)歷兩者的交織，而無法討價還價。

中國的白領(lǐng)可能是全球最忙碌的中產(chǎn)者。即便是外出休假旅游時，老板們也常不忘給高層員工加上一條：帶上電腦，保持手機24小時暢通。這并不是開玩笑，至少我就曾一度在三亞休假到一半被叫回上海參加一個重要的客戶提案。至于休假期間接聽電話處理公務(wù)、用電腦繼續(xù)修改文件，乃至公司旅游時開會，那也不是什么新鮮事。

并非只有我個人感受如此。2013年中，法國雅高國際酒店集團旗下的皮爾曼商務(wù)旅行公司針對七個國家的調(diào)查顯示，與歐洲人不同，中國人最傾向于將私人生活與事業(yè)混為一體。高達85%的中國人和74%的巴西人會在度假和周末期間仍攜帶或使用電腦、智能手機和各種電子設(shè)備，而只有47%的英國和50%的德國人會這么做。92%的中國人和83%的巴西人認為這種生活更有利于他們的職業(yè)生涯，而其他國家的比例僅為70%。歐洲人不僅討厭在私人生活中處理公務(wù)，反過來也一樣不喜歡：94%的法國人和62%的德國人不會在工作中做私事。

的確，中國人即便在休假中也常常也離不開工作：他們的旅游計劃往往像一個日程滿滿的計劃表，幾乎每個人都帶著相機四處拍照，一如蘇珊·桑塔格曾嘲諷的那樣，在休閑時都偽裝成像是在工作。在泰國普吉島，看到一群西方人在沙灘上什么也不做，靜靜地一連幾小時趴在那兒曬太陽、看書，與我同行的同事都感覺不可思議：“他們怎么能躺這么久，難道不無聊嗎？”可休閑原本不就是“什么也不用做”嗎？對中國人來說，“旅游”常常并不意味著“休息”，而是一個接一個緊湊安排的項目“拼命玩”或“拼命購物”（“血拼”一詞真是音意雙關(guān)的妙譯），除了景點擁擠之外，這才是中國人每次出去旅游回來都喊“累死了”的主要原因。

十一黃金周，全國鐵路交通迎來出行高峰。假期首日，上海虹橋站發(fā)送旅客約31.4萬人，其中不少人是去往外地旅游。視覺中國
和歐洲人不同，我們也尚未習慣將公共領(lǐng)域和私人生活截然分開——或者不如這么說，歐洲人那種公私分明的生活狀態(tài)，原本就基于其特殊的社會體驗，而那是中國人不曾有過的。在中國的傳統(tǒng)熟人社會中，“公”與“私”之間很難劃出清晰的界線，人們身處一個個家族和村舍中，看似是宗族或全村事務(wù)的，又和私人生活不可分離，按現(xiàn)代對“公共”和“私人”的定義來說，那時的世界既非公共也非私人，兩者混淆不分，個人也不存在一個外力完全無法介入的私生活領(lǐng)域。

按照這種傳統(tǒng)的邏輯，公私分明甚至是一種無情無義的表現(xiàn)。一個人升做了村長廠長，就會有親友來求情附驥尾，如果予以拒絕，便會有人議論此人“不近人情”。工作場所與生活場所更是無從分離：甚至找人辦事，最好是去他家里，雖然那明明不是處理公務(wù)的場合。直到1980年代，不少單位的廠長仍然像一個族長一樣行事，甚至可以帶人去捉奸，處理“作風不正”的工人，雖然按現(xiàn)在的觀念看，這分明就是侵犯個人隱私。即便在今天，仍有些人對公私邊界極為模糊：領(lǐng)導有時讓你幫他接孩子，乃至幫他孩子完成作業(yè)，你做還是不做？

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也不存在一個獨立的、與私人生活完全分離的工作空間。在鄉(xiāng)村小店和赤腳醫(yī)生中最為明顯：工作地點通常就是在自己家里，別人哪怕半夜來敲門，你也得爬起來工作。改革開放之后勃興的家庭作坊和個體戶也是一樣：貨物乃至機器都是在自己家里，工作、休閑和家庭生活交叉連接，并不是相互獨立的活動，沒有現(xiàn)代都市白領(lǐng)那種“下班回家了就不再想工作的事了”的念頭，因為根本做不到。

在中國的村鎮(zhèn)，許多經(jīng)商的店鋪和居住的房間在一座房子里。張筠
話說回來，歐洲人原先的生活世界也差不多如此，所不同的是他們早早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工業(yè)革命，以至于工作、生活場所逐漸彼此分離。既然“工作”只在工作地點才進行，那么家也日益成為私人生活不可入侵的堡壘，兩者在功能上的差異越來越清晰。按《私人生活史》的敘述，到19世紀，隨著西歐人對私人生活權(quán)利日益強烈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家工作”日漸衰落，其重要性變得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現(xiàn)在的人們認為家是防護隱私的堡壘，業(yè)余時間屬于工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看，現(xiàn)在我們連在家里為自己工作都不愿意了，誰還愿意在家里為別人工作呢？”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交往上的深刻轉(zhuǎn)變：以往那種公私混淆的社會交往，向一種更分散的交往形式轉(zhuǎn)變。歐洲人不僅使私人生活大大豐富起來，使隱私成為重要的個人權(quán)利，也建立起了一個公共領(lǐng)域。

相比起來很明顯，中國尚未經(jīng)歷類似的深刻轉(zhuǎn)變，那種公私混淆的特點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從未消弭。1949年后有三十年時間，國家支配的公眾生活看似完全支配了私人生活領(lǐng)域，滲透到其間的方方面面，從著裝到墻上的招貼畫到夫妻間的隱私，幾乎所有私人空間都被政治化了。然而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曾發(fā)生過的那樣，公共空間的擴大和日常生活政治化，最終卻導致在革命退潮之后，造成了私人空間的進一步發(fā)展。從某種程度上說，改革開放后的個體經(jīng)營、個人主義和“走后門”盛行，都意味著公私界線再度模糊。

可以這么說：工作與生活要分開、在私人生活中不被打擾，這在中國本身就是逐漸浮現(xiàn)的一種新意識，是一個新的群體孜孜以求但尚未實現(xiàn)的權(quán)利——甚至是一種特權(quán)，因為那些為生活奔忙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經(jīng)歷兩者的交織，而無法討價還價。畢竟，能跟老板說出諸如“我休假/下班時不要打電話找我談工作的事”這樣的話，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底氣。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在于：雖然中國人目前根據(jù)調(diào)查仍是全球最傾向于將工作與生活混淆的人，但在城市上班族之中，對此卻普遍彌漫著一種不滿。也就是說，盡管他們知道這樣或許對職業(yè)升遷有利，而自己確實也常常這么做了，但他們內(nèi)心并不舒服。人們已不習慣在一個地方既工作又生活了，尤其是當他在專心過自己個人生活時，他們會本能地反感工作介入進來——除了少數(shù)工作狂。這意味著人們還是在潛意識中接受了現(xiàn)代城市觀念：私人生活和工作有差異，且必須截然分開，否則那是不正常的，因為人們意識到，在家里工作的人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一如帶著工作的度假也不成其為真正的度假。

即使不滿，加班似乎已經(jīng)成了一種工作常態(tài)，混淆并影響著人們的工作和生活。

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人們對此的反應(yīng)自然也常有不同，新教文化的德國和北歐人，通常對公私界線謹守得最分明，而在拉丁和地中海文化中，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則常常互相滲透，這也是為何巴西人也表現(xiàn)出工作與生活不分明的原因。

至于中國人，對人們來說公私生活領(lǐng)域截然分離，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城市里的新現(xiàn)象。這取決于人們?nèi)绾我庾R到這個問題，又怎樣行動。不過，有一點似乎是確定無疑的：即便人們說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公共生活，乃至有時愿意為了工作犧牲一部分私人生活，但他們在不斷的反思中，對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樣的私人生活，正有著越來越清醒的認識。正如歷史上一再發(fā)生的，隨著生活的實質(zhì)內(nèi)容發(fā)生變化，私人生活的意義得到深刻的認識之后，也將改變公共生活，因為所謂“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向來是根據(jù)彼此來界定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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